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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小事，我因此而生气，只能说明我不成熟。中国每天在发生无穷多的这种小事，弱势的人群在不断地被欺压。真要碰到几个比较李刚的警察，我还这么矫情的讲法律，被自杀的可能不是没有。孙志刚走在街上被城管白白打死，你去哪里讲理去。
其实越是小老百姓越不会受到什么大的欺压，因为你不值得他们去专门欺压，他们欺压你是顺带的，习惯性的。他们琢磨着怎么搞钱和升官，哪有时间来欺压你个屁民，你不惹他，他一般不会惹你。
其实阿Q点来看，在深圳自行车被盗，就像成年女人来例假一样，一个月一次是正常的，没有一个月来一次那才是不正常的。为什么自行车被盗我能一笑了之，而被非法扣押，不能一笑了之。这说明在我心里还是无知地认为，现实中有所谓的道理存在。我明明知道要在这个社会生存，不能讲道理，要么攀附权贵一起欺压弱小，要么成为弱小忍让欺压。明知不可为而为，这是我幼稚的自找羞辱。
临走时警察先生再次给我扣上帽子，“最讨厌的刁民”。并反复警告我不许再打110。我怕警察扣下我继续教育，我不得不恭敬而谦卑的表示，以后我绝不再打110，绝不再和警察讲法律。
借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表达我对那些没有道德的暴力执行者的问候，“祝您母亲的靴子里开满鲜花！”
近期运气不好，老被警察欺负。倒不是很大的欺负，也就是他们在我身上违下小法。比如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的车站，一般都是警察自己躲在办公司休闲，雇几个保安或治安员来搜查我的身份证。搜查就搜查嘛，他非要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毫不尊重咱这人民大众。别说按法律出示警官证，连保安证都不出示。再比如，昨天在深圳景田南，我的自行车被某保安公司非法扣押了，打个110报警，警察先生迟迟不来。再打过去催一催，这下好了，立马有警察过来警告我，以后不许打110。我问为什么，他警告我，这种小事不要打110，打派出所的电话就行。先生啊！我从何而能知道派出所的电话。我天真地跟他们讲法律，我的乖乖，非法扣押的实施者在旁边抽烟闲聊，他们专心教育起我来了，好像非法扣押不重要，跟他们讲法律就是犯罪一样。我告诉他们，我的所有行为都是按法律办的，希望他们按法律行事，警察先生的回答是，“最讨厌你们这些动不动就拿法律说事的，这么小的事情也依法办理，你觉得可能吗？”。我真想问一问多大的事情派出所才依法办理？
其实弱肉强食本来就是这个社会的自然法则，底层的人不受欺负，难道上层的人受欺负啊！他们爬上去也不容易啊！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察他们得跑多少关系，送多少礼才能上去。我们屁民怎么算得清。既然他们付出了比我们高得多的成本，活的牛逼点是正常的。
理智告诉我，出于对家庭的责任。我不能为了所谓的道义像荆轲、专诸、豫让、聂政、杨佳这些猛士选择激烈而短暂的人生。那么我唯一的办法是开拓我的胸怀，小瞧这些事情。明明想好要心如磐石，可是我为这小事我居然消沉了半天。
借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表达下我对当前警察职业的评价。“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
骂两句解气了，看我这心眼小的……
其实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无非是让我识时务，不要跟比我强大的机构讲法律，我应该讲潜规则，见他们就点头哈腰，多说好话，特别是对警察应该无限敬畏和惧怕。他说最讨厌我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这点小事不值得他们警察与保安公司合谋来对付我，但是不解决我又报警了，程序上不好向领导交代。所以他们觉得我讨厌。
最后自行车是还给我了，不是因为我背后有法律，而是警察先生觉得这是小事，保安公司觉得我身上没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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