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
去除那些危言耸听，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力量决定着事态的发生与发展：个体的私体验，文化的影响，社会照看其成员的失败。道德恐慌不可能起到那么大作用。
斯坦利·柯亨在他的《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一书中说，“在某种条件、某个场景、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兴起，逐渐被界定为对社会价值和利益形成威胁的时候，道德恐慌就会发生。”那些启动恐慌、害怕主流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受到威胁的人士，可以称作“道德提倡者”，而假定的社会秩序威胁者则是“民间魔鬼”。
道德恐慌有一些显著的特征，其产生的整个过程被柯亨用“异常放大螺旋”的概念来加以解释。这一螺旋由如下几步构成。首先是关切：人们被警醒，某些群体行为或其他因素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是仇视：对被质疑的群体人们的仇视越积越多，直至该群体变成“民间魔鬼”，此处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对立：“他们”和“我们”；然后是共识：虽然关切不必是全国性的，但社会逐渐认同受质疑群体对自身形成了真正威胁，在此一阶段，“道德提倡者”大声疾呼，鼓吹甚至决定了社会在该事件中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判别是非的标准；接下来是比例失调化：公众被灌输一定的比例失调的数据，夸大受到控告的群体对社会的实际威胁；最后是挥发：道德恐慌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旦公众失去兴趣，或者媒体发现了新的话题，原来的喧嚣就会烟消云散。
道德恐慌的例子很多，兹举一个最著名者。1999年4月20日，美国丹佛郊区科伦拜恩中学发生枪击惨案，13名师生倒在2名残酷学生的无情枪火之下。当事后人们得知他们在实施枪击之前曾经玩过暴力性的电子游戏，美国媒体舆论大哗，纷纷指认电子游戏是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的罪魁祸首。
这个例子显示了道德恐慌常常会指向流行文化。由此观之，道德恐慌不算是什么新出现的现象，被指责的文化产品长久以来包括低俗戏剧、录像、电子游戏、摇滚乐和说唱乐等，最新的对象乃是互联网。越是进入年青一代文化核心的新媒体，越容易受到占据旧文化中心位置的人士的指责。
最近在中国，涌现了若干对微博的愤怒声音。比如，《广州日报》3月23日载文称，“微博已经从传播信息、交互式交流平台沦落成‘公共厕所’，是许多垃圾信息、八卦、恶搞甚至谣言的集散地。”而此前，《环球时报》英文版2月22日的一篇评论更是直接宣布，要“保护中国人的美德不受微博侵害”，文章以日本女优苍井空在微博走红为例，称“年轻人很容易被毁坏性的外国概念和态度煽动和困扰”。甚至主张：“如果中国的网民不能够用微博从事更多的高尚活动，那么也许政府的介入就是时候了，应该对其加以控制、限制甚至禁止。”
然而这些“道德提倡者”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会仔细选择他们的例证(这些例证往往很极端)，并且会罔顾其他的事实而径直得出结论。在很多事件中，很难建立起流行文化与犯罪增多、道德败坏的因果关系，但自我任命的道德卫士们却总是把流行文化当做替罪羊，这其实是逃避直面正当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借口。例如，嘻哈乐由于在法国青年中非常流行，在2005年的巴黎骚乱中受到指责，但指责者同时却罔顾了法国漫长的忽视少数族群的历史。骚乱者也许把他们的不满发泄到了嘻哈乐中，但归根结底，骚乱是由于贫穷和种族主义而产生的。
就对微博的批评而言，最终，微博如果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是否有勇气承认，大的环境在发生严重缺损，需要多方救治，而不是把互联网当做现成的替罪羊。还可以指出的是，与那些提出批评的报纸相比，微博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具有自我修正机制，而报纸却没有。从抢购食盐一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微博上的“盐段子”是造谣的多，还是辟谣的多？是讽刺抢盐的多，还是鼓励抢盐的多？
纵观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流行文化被当成许多动荡的源泉，从个人的极端暴力行为，到整个社会的解体。去除那些危言耸听，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力量决定着事态的发生与发展：个体的私体验，文化的影响，社会照看其成员的失败。道德恐慌不可能起到那么大作用。总想拿这个东西来说事的人，需要对道德恐慌的挥发性有更清醒的认识。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大商业评论》副主编，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