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辞 孟李洋
现实往往比影视剧里的情节更具有戏剧性，近日，在北京电影学院“影视产业与金融投资班”上，当一位风投界风云人物刚谈完“于冬所画的派拉蒙蓝图并不受美国投资者的青睐”后2个小时，博纳国际影业(BONA.NASDAQ)CEO于冬便站在了同一位置，谈的却是他的“理想国”的前世今生。
“在投资者不看好博纳影业派拉蒙式的发展之路，您还会坚持下去吗？”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第一个问题，于冬吐了口烟，很肯定地点了点头，“会！”
从一位推销员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于冬在电影业摸爬滚打的18年，也是中国电影业改革的18年。
“喝”出了“副乡长”
回到母校北京电影学院，于冬最被提及的故事便是当年背着拷贝做“推销员”的经历，当然可以看得出于冬的酒量不错，因为和天南海北的影院经理打交道，靠的是觥筹交错，于冬经常是一杯酒卖一个拷贝，一个拷贝能赚1万块钱。到1999年，于冬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发行人员“喝”到了发行科副科长，相当于副乡长。不过，杯酒之间更多的是一位深爱电影的年轻人的酸楚和无奈。
“坦白地说，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行，发行是要告诉观众这部电影为什么值得看。”于冬表示。
事实上，1993年，当时的广电部就发布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主要改革的就是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通过出售地区发行权、单片承包、票房收入分成及代理发行等方式进行结算(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发行)，二是电影票价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掌握。
这一浪潮推动着社会资本的涌动，到了1999年，更是达到了高潮，新画面的张伟平投资拍摄了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王中军投资拍摄了冯小刚的《没完没了》，而于冬则是在北影厂的台阶上晒太阳。
1999年，于冬成立了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做的仍旧是发行，当时的政策还未给予这样的民营公司相应位置。
2001年，公司获电影局颁发的《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家持有电影发行许可证的民营公司，如此一来，于冬可按照自己的一套营销战略做电影发行了。
2001年，于冬首次约请全国20多个城市媒体同时开始宣传，并打破传统排期模式协调各地发行公司共同推动电影上映档期。一部成本只有200多万元的《我的兄弟姐妹》最终在内地获得了2000万元票房，这成了于冬的成名之作。
通过这部电影，于冬结交了该片制片人——香港电影人文隽，此后，博纳逐渐成为香港电影在内地的主要发行商。
2003年，意在扩大文化产业的国有大型企业——保利集团，选择了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成为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博纳文化占49%的股份。
到2005年，保利博纳占据了整个香港片在内地发行的85%的市场份额，包括合拍片、港产片的引进，曾经注册资金只有800万的小公司迅速成为内地知名的民营电影公司。
牵引“派拉蒙”
此时的于冬已埋下了“要成为中国派拉蒙”的种子。
于冬之所以对派拉蒙如此钟情，更多是来自公司发展模式与美国知名的电影发行和制作公司派拉蒙有诸多相似，2003年，保利的介入将于冬推到了更大的舞台，有了雄厚的资金和综合资源的支持，保利博纳开始全面介入到电影产业上游制片、下游放映领域。
保利博纳从2003年即涉足电影投资制作领域，相继投拍了《美人草》、《求求你，表扬我》、《诅咒》等影片。
但没有产业链整合的发展格局让于冬焦虑至极。
2006年，两部“煮熟的鸭子飞了”，一部是成龙的《宝贝计划》，因为华谊兄弟投资，这部片子的发行权终落华谊兄弟，另外一部就是徐克的《七剑》，因为内地有一家公司投资，所以发行权也旁落他人。
“这两部大片的发行权旁落，让我惊醒，要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很多大片拿不到了。”于冬表示。
随着2003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第20号令《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和2004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国家商务部第43号令的实施，国家电影产业的准入门槛被打破，电影产业各个环节的投融资格局已经突破了由国营企事业占据的单一局面，多元投资局面初步形成。
从2005年到2006年两年期间，国有资本、民营和社会资本，以及外资的进入，使得混合资金运作已经成为电影投资的主要形式，民营机构逐渐取代国营机构而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力军的局面已经不可避免。
三轮融资
在此背景下，于冬的人脉并不能成为其竞争的核心优势，必须进行产业链的整合，而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整个管理层必须在公司的发展战略上能够一致，最终，因种种原因，于冬选择通过股权回购控制权，让博纳脱胎换骨。在处理公司本身问题的同时，中国电影事业的迅速成长让包括华谊在内的电影公司都在圈地，完成产业链的整合，博纳如果晚一年，结局都很难想象，于是，于冬当即进行了第一次融资。
从2007年到2010年6月，博纳已完成三轮融资，并陆续引进了红杉资本、海纳亚洲和经纬创投三家国际顶尖投资人。能够与这些顶尖投资者合作，于冬进行的是一场既简单又刺激的对赌游戏。
三次融资的背景与整个国际形势不无关系。
从1998年开始，国际风投已开始关注国内的娱乐产业，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风投已开始选择有成长性的企业。从2007年开始，沈南鹏等投资人开始进入，“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种趋势，只是国内的企业水平参差不齐，当时我们的选择条件很简单，就是有账本的企业。”沈南鹏曾公开表示。
而保利博纳则属于为数不多的几家有账本的公司。
红杉资本的进入对于保利博纳而言是一次洗礼，无论是对于冬本人还是对公司的管理架构的梳理。当年，博纳投入1.2亿元人民币拍摄了《三国之见龙卸甲》、《兄弟》、《赤壁》、《江山美人》等影片，成功跻身电影投资制作领跑行列。
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让华尔街的一些投资者望而却步，但中国电影产业迅速发展的故事让投资者有点动心， 2009年，金融危机末期，风投又群体出击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企业，不过，还是经过一番对赌游戏，博纳引入了新的国际投资者，金额为1亿元人民币，投资方包括原股东红杉资本中国基金、SIG海纳亚洲创投基金，以及新加入的经纬创投中国基金。
这三年，保利博纳在加强自己制片能力的同时，还加强对院线的投资，基本搭建起了整个产业链条整合的架构，博纳影业与华谊兄弟、中影集团呈三足鼎立之势。
2010年，保利博纳集团正式变更为博纳国际影业集团，于冬成为最大股东，并于当年在纳斯达克上市。
院线：最后的争夺领域
但上市当天股价跌幅22.6%，破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对此，于冬做过反思，有四大原因，其中包括承销商的选择、分股不当、对投行欠分析等。
但时间不会倒转。“我必须承认，因为有这些风投的进入，对于博纳国际化的管理体系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对于破发，于冬显然没有太多精力去细说，他要做的是如何花这近1亿美元，如何让企业得到快速成长。
于冬用“吼三声”来形容其布局，也就是发行、制片、院线建设，于冬认为，其中，院线成为最后的争夺领域。
“中国未来的三到五年，一线的商业地产已经建完了，再建肯定是二三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一线城市你再能拿到10万平方米以上面积的地产项目都已经所剩无几了。三年以后基本上就没了，你在北京再建就是密云、通州，我们现在已经去顺义了，大兴的项目都被人抢掉了。”于冬表示，如果博纳不能迅速抢到一定数量规模的银幕，在未来的产业链，就等于断了一条腿，“所以我就说最后的争夺时间，这个产业发展的最后机会，甚至比拍电影更重要。”
未来3~5年，博纳将集中办大事，迅速整合30家到50家的影院，形成一定规模。
“实际上电影产业链的蓝海充满了拓展机会，随着本土电影海外影响力不断增长，国际销售也必然带来增长。十年后，中国电影的市场接近600个亿，这就是全球第二大市场，全球第一大市场和第二大市场的合拍，这会形成一个潮流。”于冬认为，“就是你去美国上市干什么。通过背后依靠迅速增长的中国电影产业寻求和美国电影的合拍。”
今年博纳影业洛杉矶公司就要成立，在洛杉矶安营扎寨，“中国派拉蒙”的理想帝国也在建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