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炜瀚
阿里巴巴的“欺诈门”终于浮出水面爆发了。卫哲、李旭晖引咎辞职、马云要“刮骨疗毒”，都是高调的。至少对于马云本人，这并不稀奇。去年面对更为“高调”的陈光标“裸捐”公开信，马云就曾在公开演讲中语出惊人，“不考虑自己的人，不要相信他会考虑社会”，“无私就是最大的私”。不难推断，马云即便不算是个高调的人，也应该擅长高调地应对诸如“裸捐”在本质上“私或不私”的理念冲突，乃至高调处理“欺诈门”这样的危机麻烦。笔者看来，“欺诈门”的出现在表面上无非是三个条件的叠加：员工对业绩的偏执追求、员工的不当行为和B2B，乃至集团高管团队的失察。商者求利，否则就是“不务正业”，但应取之有道。该赚什么钱，怎样赚，这是方向和方式的问题。但如果能够警惕省察，即便偶然出现了方向和方式上的错误，也能够悬崖勒马，不该爆出“欺诈门”。从事后马云的言论看，员工默许和参与欺诈的行为背离了公司价值观，且突破了底线，是整个事件的直接原因。这也间接明确了在马云看来，事件的责任在于涉事个人和直接管理者。如此“公司价值观底线”之说，高度不可谓不高——阿里巴巴也显然是一个“害群之马”的受害者。如此说来，抛开涉事个人的不当行为，在公司层面上，以何种方式追求何种业绩的取财之道，理所应当能够体现出阿里巴巴的公司价值观。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通过收取会员费赋予“诚信”的生意不但不可能从机能上杜绝“欺诈门”的产生，反而必将成为孵化“欺诈门”的温床。由此说来，“欺诈门”的责任或许只在当事人，但根源上，至少阿里巴巴公司层面的取财之道应当反思，这也更说明马云先生所强调的公司价值观是现实意义重大，值得探讨。
这样，如何让公司价值观的重大意义演化为现实作用这个问题就自然呈上桌面了。主观方面，打算给公司价值观赋予何种使命，是个基本态度问题。客观上，严肃地讲，一方面，价值观，乃至所谓价值底线对于受害者而言，实不具备任何事后价值。无论把公司价值观抬到何种高度，都不等同于补偿受骗买家的损失。当然，这对于挽回上市公司的声誉、向市场传递信息自有裨益。正因如此，人们才难免将马云阐述“刮骨疗毒说”看做是危机公关的行为秀。另一方面，企业价值观也不必然具有事前价值。只有当企业价值观凝结嵌入企业的制度和规则时，才具有可预期的显性现实价值。在大家眼中，阿里巴巴至少是国内电子商务行业的成功企业，可谓国内独大。所以，作为商业上成功，至少是财务上成功的行业龙头，真应该引领整饬行业规则，将对公司价值观的追求付诸实践并以此来造福社会。现在，民营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原罪的确已是过气的话题，地产商人冯仑曾借别人之口说出“希望自己和其他私有企业家强化道德伦理，提高商业道德意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创建一个健康公正的中国经济”。如果电子商务原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就应该是“企业社会责任”时代，行业老大愿意在阳光里约束自己，就是对社会责任的实践。最终，阿里巴巴的公司价值观还是要体现在行动上——公司进行自身的检讨；不推诿法律责任；尽快对受害人进行经济补偿。
上世纪末，中国经济思想领域曾围绕“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这个似是而非的话题进行过讨论。不过，声称“不要讲道德”的学者认为，“宣讲”道德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是不务正业，但经济学者的工作应建立在正确的价值判断基础之上，这同主张经济学者的活动应“讲求”道德的观点是根本一致的。《国富论》是市场经济的“圣经”，作者亚当斯密让人们认识到“自利”的动机与“利他”的结果可以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成为传世思想。“自利”与“利他”二者能够一致的前提思想，就表述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认同对道德的追求是理解《国富论》的必要桥梁，两部著作对于理解斯密的思想体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意义缺一不可。这些都表明，恪守基本价值理念应当是经济主体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必要约束，理应是嵌入骨髓无需提及的生命密码。有人认为，阿里巴巴辞退两名高管存在“卸磨杀驴”、“丢车保帅”的嫌疑。且不讨论是否果真存在此种动机，将守住价值底线也当成生意来做的可能，本身就暗示了这是价值底线失守的悲哀。
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健康发展不可能离开建立在基本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自我约束，政府监管和法律规范固然也会起到外部约束作用，但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华尔街大投行的倒闭更说明政府的介入和法律的完善永远滞后于市场的发展，我们无法指望外部制度能够在行业崩溃之前解决其普遍性问题。如果不能坚守马云的企业价值，并将之化为企业的制度和规则，有谁能保证阿里巴巴不会成为华尔街的大投行？
对手：用工荒，如何应对？
涨薪水、增福利、加权益，工资牌、感情牌、社保牌，哪个更能破解用工荒？2011年，用工荒还是个季节性现象吗？对于农民工来说，是该留住人还是该留住心？廉价劳动力的时代是否就此终结？央视《对手》2月25日晚21点55分播出的《用工荒，如何应对？》节目嘉宾有中央电视台评论员王志安，《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以及几位著名的财经评论员和社会学者，红蓝双方就“今年的用工荒是不是暂时现象”、“高工资能不能留住农民工”、“企业是否将告别低成本用人优势”等三个方面的辩题进行了交锋。
★红方 ▲蓝方
一辩：
今年用工荒是不是暂时现象？
主持人 王凯：
民工荒现在导致的是不是我们民工的利益可以有所提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话题。那么我们的第一个辩题是，用工荒是不是暂时现象？
★水皮：我觉得这是一个拐点，不是短期现象。
▲王志安：我觉得13亿人口的国家还缺人吗？所以所谓的民工荒缺的不是人，是其他的东西。
★水皮：刚才王志安说人的问题，中国的确人很多，但是有用的人什么时候都是短缺的，金融危机之后，这个民工荒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就是说长期的，可以低价供给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劳动力，开始走向短缺。
首先，从东莞这个城市来看，金融危机之后，民工荒实际上一直没缓过气来，它并不是季节性的，也不是春节期间用工就比较难。第二，不光是东南沿海，实际上内陆现在招工也是相当困难。第三，这一代人跟上一代人不一样了。举个例子，我所居住的小区里做保洁的阿姨就专门跟我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知识，没有技能，出来做保姆也就算了，难道还指望我的孩子接下来也干这个事情吗？还有，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施行之后出生的第二代人实际上进入就业高峰期，他们的存在，也注定了我们过去靠剥削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王凯：那么，既然中国有2.42亿农民工，民工短缺到底能缺到什么程度？
▲王志安：要考察农民工的短期和长期问题，一定要看宏观数字，不能看微观数字。宏观数字来看，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还不到50%。中国要想完成城市化的进程，至少还需要20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难说劳动力的短缺时代就到来了，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民工荒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价格分歧。企业认为我给你这么高的收入已经可以了，但是很多农民工认为这么高的收入，我已经不愿意干了。
我个人认为这里有一个观察视角的问题。实际上多数的用工荒都是从企业的视角来看的，很少有人从农民工的视角来看。若从农民工的视角来看，是什么呢？是劳动力的价格过低。
现在整个社会制度对农民工存在大量歧视，比如在城市里面，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购买房子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很难解决，农民工就很难以城市为家。就像《春天里》那首歌，老无所依，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就得选择回家。所以，我们的城市需要完善起来了，需要让农民工到了其所打工的城市，就可以把那里当做他自己的家一样。我相信其实这个过程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水皮：这既然是漫长的过程，就是一个趋势，就不会在短期内停住。另外，这当中有一个偷换的过程：城镇化如果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是1300万，这1300万不可能全是适龄劳动力人口。何况这个拐点是一个趋势的拐点，并不是说过剩的劳动力马上就枯竭了。现在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历史上比较低的廉价劳动力，真的只是过去时，如果还是抱着反正低成本的劳动力有的是的看法，那将还是在比较低端的制造业上面打转转，最后一定会发觉这是得不偿失的。对企业来讲尤其如此。
二辩：
涨工资能不能留住农民工？
王凯：一提到用工荒，招不到工人，肯定很多地方很多企业首先想到就是涨工资。我们的第二轮的辩题是，涨工资能不能留住农民工？
★马光远：解决新时代农民工的问题，不涨工资是不能的，但仅仅涨工资不是万能的。
▲叶檀：只要涨工资，我想民工荒的问题就能解决，关键问题是涨不涨得了。
★马光远：我想说的是对于农民工而言，伤心的理由不仅仅是一个，而是有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包括他的身份问题，甚至包括他在合同的签约率方面，跟城镇职工都有很大的距离，还有福利方面的待遇问题。我还想说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农民工跟以前的农民工不一样。第一代农民工，他最主要的任务是到城里去挣钱，但是现在的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到城里面去，是抱着自己的人生理想。我还想说，中国经济的发展给农民工提供了很多机会，涨薪并不能解决他的多元选择问题，现在出现一些民工荒并不仅仅因为工资低，并不仅仅因为待遇问题，而是当代农民工有了很多选择和需求，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要活出自己，工资不能解决问题。
▲叶檀：最重要的一点，农民工工资必须上升，要不然所有一切都是画饼充饥。比如有的精英人才，可以一个月获得十万元年薪，这时候户口什么的都是浮云，对他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所有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但对于农民工为什么每道门槛都是铁槛？比如他的居住也好，消费也好，那是因为他每个月只有两千块钱，而且这对他来说已经算高收入了，但只有两千块钱。他会觉得所有一切对他都是那么沉重。所以我想如果东部地区真正想留住农民工，那很简单，给他涨薪。
我想，最有发言权的其实是农民工用脚投票，因为现在农民工没有办法，只能用脚投票。
★马光远：去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了22.8%，但是今年农民工民工荒演化却更加厉害，这个就从反面说明涨工资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水皮：首先要搞清楚供需关系，如果说前提是农民工不缺，那么涨工资，暂时的用工荒是可以解决的，是工资低不来，如果民工本就短缺，你涨再多的工资又有什么用？
其实我们说来说去还是对一个劳动力紧缺不紧缺的一个判断，相对于此时此刻我们的产能，对方认为不缺，有的是劳动力，我们恰恰认为是劳动力紧缺。珠三角很多企业实际上已经跑到柬埔寨，跑到越南去开分工厂，为什么？因为那里劳动力成本相对来讲低廉一点，他们用得起，简单地讲就是现在中国的老板多了，干活的人少了，所以这个问题用钱是解决不了的。
三辩：
企业是否已告别低成本优势？
王凯：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能提高农民工工资？那是因为这对企业本身压力非常大。那么企业这个时候是否已经告别了低成本优势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三轮辩题。
★孙虹钢：残酷的低成本时代不可持续。
▲李楯：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企业还不可能完全告别低成本用工方式。
★孙虹钢：站在企业主的角度看，用工成本越低越好，成本低意味着利润高，但是能不能像以前那样成本低？我们看看农民工的成本低是怎么来的。有调查统计发现，在整个珠三角地区，每年发生断指的工伤事故至少有3万起，由于机器的这些问题，每年要轧超过4万个手指头。4万个手指头一年是什么概念？可以装一卡车，这就是我们这30年来低成本的结果和现状。在现在这样一种时代下，尤其是“十二五”期间，各地政府都在讲要提升人民的幸福感，我们就问一下，这种低成本，谁允许它延续下去？
▲李楯：因为工人尽管可以拿脚做一些选择，但他们没有真正谈判的能力，我们还要注意更严重的问题，不到企业去就业的那些所谓的农民工不是在农村有了很好的职业了，他们很多人就待在那里，这才是社会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在城市中有些啃老族也是待在那里。所以温家宝总理一直强调，所谓的用工难和就业压力是并行存在的。
宏观层面上，恰恰需要政府多拿出一些钱，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城乡一体的，而不是像现在城乡分离的或各省分离的，由中央财政负担的，而不是地方分担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制衡之前，哪有那么好心的企业？
主持人：如何去看待用工荒，尤其是站在我们农民工的立场上，如何看待这次选择，站在我们企业的立场上，如何看待我们这次经济转型的变革？
★水皮：消灭剥削观念是针对企业而言，要注意到这个时代已经发生很大的变革，我们正进入一个共享的时代。那么，我们期盼更多的，是政府在消灭城乡差别的努力方面，真正有所作为。